风险保障机制在救助和处置过程中，最有可能造成的一个负面效应是助长道德风险，导致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形成大而不倒的意识，过度承担风险，并将成本和损失转嫁给公共资金。
市场估计，欧央行也可能于6月起进入加息通道。以房地产行业为例，去年年末以来，我国商品房价格下跌城市数量虽有下降，但仍处于高位。
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增强金融市场优化升级的内生动力，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原则，继续积极引进国际金融业的标准和准则，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和综合能力，增强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现代化。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存量中的占比由2005年末的83%下降至2021年末的61%，同期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占比由5%上升至13%。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2021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评级结果，高风险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从2019年三季度的649家峰值水平连续6个季度下降至316家。今年以来中概股市场大幅波动，尤其是在3月10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中概股退市风险名单披露后，中概股集体经历了新一轮暴跌。可以说，以预期管理为核心的前瞻性指引和市场沟通等宏观经济管理软实力是金融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回顾历史，应对复杂局面、风险和危机的现实需求推动了经济金融管理体系的进步。在此基础上，2021年，我国实际GDP增长8.1%，推动宏观杠杆率于年末下降至272.5%，较上年末下降约8个百分点，同时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保持在10.3%的较快水平，在未出现显著信贷收缩的情况下，股权和债务融资结构持续优化，实现了由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杠杆率向疫情前状态逐步恢复。新冠危机20年3月全面暴发，特朗普不到一年推出五个财政法案应对，总规模近3.8万亿美元，其中CARES（新冠援助、救助与经济安全法案）2.2万亿。
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宏观经济造成直接和间接影响，是决定去年美国和全球通胀的基本变量，因而需借助疫情经济学视角厘清疫情影响的具体机制。应对金融危机时，美国量宽刺激带来的大规模基础货币扩张，由于多方面原因并未传导为类似量级的广义货币扩张：美国后金融危机时期年度M2同比增速高点在2011年达到6.7%，远低于上世纪70年代大通胀时14%峰值，也低于金融危机前2007年11.7%。展望未来，即便新冠疫情危机成为过去，能源转型背景下绿色溢价导致的成本推进通胀效应仍有望持续发挥作用。另外上述非疫情因素抑制供给作用助推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也赋予这次通胀以新的结构性表现。
2020年3月中旬美联储迅速将基准利率降到接近零值，并通过大规模资产购买实现了远超应对金融危机时的基础货币扩张。然而观察中外大量实际通胀现象，每次通胀在发生条件、背景环境以及物价表现的内部构成方面都具有不同特点，甚至可以说没有两次通胀完全相同，因而任何通胀都是货币性和结构性的统一。
同期美联储资产规模从4.2万亿增加到8.9万亿，比上轮量宽时该指标2017年4.48万亿美元峰值高出98.7%。去年相关形势出现逆转。经济全球化借助产品内分工、外包、加工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等系统机制作用，推动可贸易部门产出品成本和价格下降，由于制造业可贸易性程度显著高于服务业，国际货物贸易较快增长不仅对发达国家带来抑制通胀效果，也影响到通胀阶段商品价格超过服务的结构特征。针对疫情的宏调政策通过各类救助和刺激措施提振总需求，大量直达居民个人的补贴救助是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疫情刺激政策特点之一。
进入3月后疫情大流行对美国金融和经济造成猛烈冲击，3月9日美国股市惊现此后十天四次熔断的第一次熔断，3月13日白宫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倒逼3月15日美联储货政例会决定将货币政策转换到全面应对危机模式。大流行最初恐慌冲击大约持续2-3个月，社会紧急动员应对使剧烈动荡形势初步稳定。新冠疫情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后世界范围最严重公共卫生危机，标志人类疾病史的一个划时代变化，提供了疫情经济学包括疫情宏观经济分析新领域兴起的契机，构成去年全球性通胀的基本背景。这次通胀也与供不应求失衡相联系，特点在于疫情与非疫情因素作用使得宏观经济面临人大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报告强调的供求双冲击。
再次是与后金融危机时不同，近年美国广义货币与基础货币出现同步扩张。对疫情前期通缩性的先入为主印象，可能对美联储后来研判通胀形势偏差产生了某种微妙影响。
首先看能否把目前国际范围通胀现象称作全球通胀？去年全球平均消费物价涨幅达到4.3%，在过去15年中居于第三高水平。微观主体与行业部门复杂的涨落枯荣组合效应，汇聚到宏观经济层面塑造整体通胀形势，提供宏观经济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通胀观察样本。
首先从美联储货币扩张触发机制看，疫情大流行冲击打响发令枪。但是疫情冲击改变了美联储货币政策时间表：2020年1月21日美国官方确认首例新冠病例，2月29日报道首位死亡病例，3月2日美联储临时召开视频会把基准利率调减50基点到1-1.25%。不过疫情牵制作用仍广泛存在，尤其在供给端表现得更为突出，如餐饮娱乐等劳动密集行业劳动力供给持续不足，石油、汽车和部分家电受制于芯片短缺与其它瓶颈制约供不应求，物价飙升与通胀压力持续增加倒逼宏观政策转向。疫情冲击初期，石油需求大幅收缩，不久疫情相对稳定和经济开始复苏后，需求开始快速回升，然而在气变治理与能源转型大背景下，疫情前行业投资多年下降导致新增产能相对不足，加上OPEC不愿充分释放现有产能的策略性行动，导致石油产量复苏滞后并伴随供不应求缺口，成为推动通胀的供给侧重要因素。社交距离措施通过交易成本变化直接对经济供求两端及其子部门产生不同方向影响。卢锋，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
从口罩、呼吸机到急救室的医疗设备和能力的极为紧缺和挤兑现象得到缓解并趋于消退，医治经验积累和手段增加使死亡率显著下降，消费者支出回升与企业陆续复工复产推动经济复苏，社会开始转向初步常态化。逻辑上疫情冲击会影响供求和通胀，但是无法事先确定上述净效果的方向和大小，无法确定现实是通胀还是通缩，而是需结合疫情发展、经济复苏和经济政策等方面实际情况具体观察。
当代汽车产业发展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大量采用半导体芯片作为关键零部件，一辆车或平均耗用500-1500块芯片，使得汽车从传统机械电力装置变成半导体富集设备。最近这轮美国和全球通胀呈现出超越传统通胀的内涵特点，构成当代全球经济格局大变革的新动向，成为疫情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现实研究课题。
拜登在2021年3月底签署1.85万亿美元美国救助计划（ARP）法案，至此美国疫情财政刺激规模已达5.65万亿美元，是2019年GDP的26.4%，远超金融危机财政刺激GDP占比5%-8%。间接影响是指应对疫情冲击实施的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然而与宏观经济早先其它类型冲击不同，疫情影响也表现为对某些经济活动的提振作用，如无需人际接触的网络购买线上消费快速提升，网络直销、视频主播、线上培训等供给活动超常增长。疫情后人们居家隔离和工作时间增加推动商品配套需求提升，另外个人交通工具轿车需求也超常增长，然而商品供给以及包括集装箱在内物流环节受疫情冲击出现瓶颈，导致汽车、能源、电子产品等商品价格不同程度上升。观察美国有关情况，过去两年多疫情、经济及通胀形势大体经历三阶段。第三阶段是疫苗大规模接种推动逐步向常态化过渡阶段，在美欧等主要西方国家大体是2021年以后，疫情直接影响进一步弱化但是追加刺激政策使得间接影响有增无减，叠加其它非疫情因素推动通胀快速飙升。
美国和主要发达国家更是遭遇几十年未遇通胀，由于美国是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其严重通胀必然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显著溢出效应。受这些因素影响，去年美国商品价格涨幅10.7%，比服务价增长3.7%高出近1.9倍。
另外，新冠疫情冲击与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趋势性演变同时发生，逆全球化、绿色和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等结构性因素也对供求关系与通胀现象产生了不同程度影响。与经济全球化拓展深化相联系，美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次通胀（1980、1990、2008），商品价格都低于服务价格。
这方面一个较为特殊现象，是美国由于对个人直接救济补贴力度较大和持续较长，增加了人们重回工作岗位的机会成本，劳动供给意愿下降对供给复苏带来边际抑制作用，并对通胀产生影响。基于上述情况，这里采用全球性通胀说法，并侧重以美国作为国别对象考察。
疫情刺激政策内生于疫情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导致其不同于一般逆周期宏调政策特点。一度出现石油负价格、股票十天四熔断等短期市场极度看空的恐慌现象，核心CPI同比增速从2020年1月2.3%大幅跌至5月0.2%。其次是商品价格涨幅大幅超过服务价格。国债规模从2020年2月底2.5万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2月中旬5.74万亿，最近规模比上轮量宽时2017年2.47万亿美元峰值高出1.21倍。
5、小结 本文主要讨论了两点：一是在解释现已发生的美国与全球新通胀诸多成因中，疫情冲击发挥了主因作用，非疫情因素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是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适应比较优势规律作用转移到周边低成本国家甚至非洲国家，这种供应链调整主要由比较成本动机和市场竞争机制推动，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延伸拓展，类似于早前境外制造业依据产品内分工原理向我国转移，这类重构有利于降成本和抑制国际性通胀。
最后一点特征是美联储货币放水与财政政策超限扩张共同发力，一定意义上形成没有现代货币理论MMT名义的MMT政策实践。另一方面，高效疫苗还在研发之中，人们对感染风险和新变种流行仍心存恐惧，不同范围和场合保留延续社交距离措施，经济复苏仍受到显著制约拖累。
二是最初冲击波过后到疫苗接种前，对美欧等国大体对应2020年5月到年底，特点是通胀触底后进入温和回升阶段2020年3月中旬美联储迅速将基准利率降到接近零值，并通过大规模资产购买实现了远超应对金融危机时的基础货币扩张。
